老钱庄朱亦凡：理性选民是一个神话｜年度阅读

在过去的一年里，如果有什么事情是大家公认可以影响历史走向、注定在未来被大书特书的话，那恐怕非美国大选莫属。除了美国人要做出选择，无数投资者、政客、企业家也紧盯着美国的一举一动，以更好应对大选结果。

这注定对一些人来说是苦涩的，美国选民立刻展开了反思，试图寻找一些外部理由，比如虚假信息、谣言的泛滥。这些内容通常与移民和经济有关，尤其是前者。

在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和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最近举行的对谈中，皮凯蒂并没有纠结于选民对移民问题的认识是否错误，而是反复强调发达国家本土主义兴起的原因是经济治理的失败，尤其是放弃了促进平等的努力，等等。在这次对谈中，桑德尔一直在为选民投给民粹保守派或民粹右翼的选择正名，皮凯蒂也没有否认，可见他们认为选民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智的。相比之下，在许多地方还有人开始抨击美国的选举制度，或是“选民票选政治领导人”这一做法本身，2024年大选让这种意见再次流行起来。

对民选政治领袖制度的质疑并不新鲜。很早以前就有孔多塞悖论，阿罗不可能定理证明了选民通过票选并不可能反映选民的偏好。问题的核心在于选民投票的动机或“偏好”的来源。在这方面，201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理性选民的神话》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意见，直到今天仍然非常值得参考。这本书主要从经济学的视角考察了美国选民票选制度的运行情况，以及人们对这一制度的认识和研究。

经济学教授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在这本书中破除了两个偏见。首先是一种常见的批评：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在政府中游说干预政治，使得违背民意的事情发生。作者认为，利益集团几乎不可能通过一项被大多数人反对的议程，只是在公众不关心的空隙处钻营——而这种大多数人并不关心的空隙占到了政治议题的大多数，才让利益集团显得只手遮天。

更重要的是，作者引用许多文献证明，如果大多数人开始反对某项政策，完全可以轻松夺回属于自己的主导权。那些看似服务于一小撮利益集团、损害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通常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关税政策；在经济学家眼中，关税必然损害所有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只是有利于本国的制造商。但关税政策却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甚至我们完全可以说，有相当多人愿意为了“支持国货”而多付出一笔钱。

关于利益集团影响政治有许多的研究，包括罗伯特·达尔的多元主义（Robert Dahl），以及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细究起来，的确可以说，尽管有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的“压力”，但是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更多来自背后强大的民意基础，特别是对以色列的大力支持与人数不可小觑的基督教福音派密不可分，也被称为“基督教锡安主义”。

在某些方面，美国的总统们甚至不得不像通常嘲笑美国制度的人那样，选举时许诺、选上后抛弃，尤其是关于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问题。直到2017年美国才在一位“局外人（特朗普）”手中真正实施了这一举措。

选举上台之后违背竞选诺言看起来让人恼怒，但在这本书的作者眼中，却恰恰是合理的，因为民意虽然汹汹，但往往不可靠，会伤害人们的切身利益。通过许下诺言讨好选民上台，再放弃诺言采取真正有利的举措，是民选领导人的应有之义，也是这种制度运行的有效模式。照此看来，“利益集团”干预政治有时只是起到了一种“背锅”的作用，领导人时而不得不做出有违民意的事情，用利益集团解释这种行为也是为了维护民意的正当性和“正确性”。

这里仍然有待探讨的问题是“民意”的由来。不能简单地认为民意是所有人经过独立思考之后叠加得到的意见，其中有媒体、新闻报道、社交媒体的影响，有叙事策略的影响——自然少不了大公司的身影，还有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对人们认知过程的塑造。人们一般用民意调查来了解民意，但是在美国，民意调查已经沦为政治工具或宣传手段。

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地方是，进行民意调查时询问的方式和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叙事方式、一种媒体宣传。“是否支持堕胎的权利”和“是否支持杀死未出生的生命”很大意义上是在讨论同一件事，但其中隐含的感情倾向不言而喻。也是因为这一点，在大选中出现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场景，比如在大选前有一位民意调查专家安·西尔泽（Ann Selzer），号称在艾奥瓦州做过多次民调，凭借自己的独门秘籍，除了一次例外无一失手，而她发布的艾奥瓦州总统选举最终民调结果是共和党落后3%，与其他民调的结果相差10%以上——按照往年的数据，这是一个共和党领先近10%的州，也是2024年的大部分民调所显示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共和党必将崩盘，民主党将以2008年奥巴马的姿态轻松碾压获胜。

由于这位民调专家的权威性，不少人开始觉得有可能她才是对的，其他的民调只是在追求聚合，刻意剔除了反常识的数据，进而引发部分共和党支持者的恐慌和民主党支持者的欢呼。当时的共和党人认为这是在干预选举，打击共和党的士气，甚而扬言要发起诉讼。到了选举之夜，共和党以13%的优势拿下了艾奥瓦州，16个百分点的巨大偏差直接导致西尔泽的民调变成笑柄。考虑到民调的具体分布显示年长的白人女性比年轻女性更支持堕胎的权利，明显违背常理，有人戏称西尔泽怕不是主要在得梅因大学的退休员工社区进行的调查。选举结束之后，共和党还是按照选前所言对西尔泽发起了诉讼，而另一头的民主党支持者则转而怀疑西尔泽是在制造共和党要输的假象，以动员共和党支持者出来投票。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都称，西尔泽是拿了对面的钱干预选举。

这还只是一个缩影。如果说在其他地区民意调查还没有那么失真，那么过去的三次美国总统大选可以说对民调行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反而在选举之前被打成极端亲共和党甚至“极右翼”的民调更接近真实结果。在此基础上，或许可以把选举的结果称为“一阶民意”，把没有被媒体、社交平台扭曲的真实民意称为“二阶民意”，我们只能得到一阶民意，而永远无法得到二阶民意。

另一个关于选民的洞见则是，选民在投票时并非自私自利，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无私”的。选民很清楚，一个人的投票行为并不能改变什么，自己的一张选票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仅从私利出发去投票是得不偿失。所以特别是在全国级别的选举中，选民投票时要么会考虑“整体的利益”，要么是为了徒劳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主张。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索性不投票。就美国的经验来看，历次总统大选投票率都不是很高，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合格选民没有投票。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书中提及的一些民调显示，美国的选民中半数不知道一个州有两名联邦参议员，四分之三不知道议员的任期。

投票率下降、对政治制度参与的冷漠令人担忧，也消解了票选领导人的合法性，于是出现了诸如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让民主运转起来》《独自打保龄球》一类的书籍，但试图让票选的制度“更有代表性”进行改革以解决政治冷感根本无法实现。

长久以来，在主流的学界和政界声音中，为了解决这些票选领导人遇到的问题，采取的途径一直都是“变得更加民主”。学者、记者、政客乃至一般的公众都对此持赞成态度。作者列举了一系列例子，从总统候选人到畅销书作家和哲学家。作为经济学家，作者指出，如果有人鼓吹自由市场是处理一切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如果遇到问题也只能通过“更加市场化”来应对，那将会是可笑、顽固、难以理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与一般人的印象相反，严格意义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非常罕见，即使是闻名遐迩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也并不全盘反对政府干预，而是承认政府的必要性——他仅仅是通过比较各种案例下政府干预与不干预的效果时，在更多的案例中得出的结论是“不干预比干预更好”。

但在票选领导人的制度上并非如此，按照经济学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标准，相当可观数量的人完全可被视为“民主原教旨主义者”。这种民主原教旨主义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真的有人认为虽然这套制度有许多缺陷，却是唯一可行的。如果把这种对于民主制度的信念移植到“市场经济”上，就不难发现其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假如有人嘲笑市场原教旨主义，那么在遵循相同标准的情况下也应该对民主制度保持怀疑。

然而，在盛行的民主原教旨主义下，对相关制度的反思大多数时候反而变成了寻找替罪羊，比如利益集团的游说、虚假信息、经济衰退。这些反思并没有触及实质，等到英国公投脱欧这样的“黑天鹅”甚至“灰犀牛”降临的时候，就让人不知所措了。在作者眼中，理性选民本来就是神话，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并不奇怪。

作者在书中曾提到，有一位作者认识的“精明商人”一直认为美国经济的所有问题都能通过两个方案来解决：1、对日本实行海上封锁。2、在墨西哥边境建一堵墙。这段话会让人想起谁呢？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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